卢比扬卡的孩子们(5)

　　“不，如果是尤莉娅，我就直接把普利亚科夫打得一个星期不能来上学了。”
　　“因为我不是你真正的弟弟，所以你不帮我。”
　　“也不是。”瓦西里侧过头看着菲利克，即使坐着，他还是比菲利克高，“如果你是我的弟弟，我也会说一模一样的话。”
　　菲利克皱起眉，瓦西里冲他眨眨眼，站起来，离开了看台，顺着楼梯两级两级地往下跳，消失在更衣室里。菲利克冲泳池翻了个白眼，碰巧普利亚科夫从水里爬上来了，看见了他，眯起眼睛。菲利克抓起毛巾，飞快溜走。
　　随着游泳锦标赛临近，菲利克就没什么机会见到瓦西里了。瓦西里早就不陪菲利克一起上学，也不再参加游泳队的常规训练，学校给这位种子选手找来私人教练，安排了额外的训练，寄望他能在锦标赛上拿个奖牌。瓦西里瞒住了父母，并且指示菲利克和他串供，要是安德罗索夫少校问起，就说他去上德语课了。
　　瓦西里和体操队姑娘的传言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流出来的，安娜·阿里耶娃，第一总局第五部门一位分析员的女儿，妈妈是罗马尼亚人。菲利克是从尤莉娅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妹妹用左右手模拟两人互相亲吻的样子，边说边咯咯笑，就像人们讲起在冰上滑跤的愚蠢小狗一样。菲利克跟着笑了笑，心里略微有点不对劲，不能算是难受，更像是揉进了一根小尖刺，害他坐立不安但又摸不到伤口。他原本猜想这是因为嫉妒，毕竟学校里每个男孩都偷偷幻想过和体操队的女孩恋爱，但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没人能和他讨论这个难题，父亲肯定不行，尤莉娅只会嘲笑他，菲利克只好把这根刺也藏起来，埋到比那张东德士兵照片更深的地方。
　　菲利克独来独往，游泳队里来了几个新的一年级男生，怯怯地向他示好，他假装没留意到，那几个男孩很快就放弃了他，去讨好别的高年级学生了。除了瓦西里之外，菲利克在学校里没有多少朋友，完全违背了父亲的指令。奥尔洛夫少校希望儿子能像自己当年那样，接近那些打算去国际关系学院或者101学校的学生，早早地打下人脉。普利亚科夫就经常吹嘘自己一定能进101学校，也就是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学院，菲利克宁愿生吃一条蛇也不要“接近”他。
　　瓦西里最终在锦标赛里获得一面铜牌，并不妨碍他再次成为英雄，学校里已经有许多年没人入围国家赛事了，更别说得奖。安德罗索夫少校已经忘了自己不愿意让儿子接受专业训练这回事，办了一场庆祝会，因为太高兴，甚至允许尤莉娅尝一小口伏特加。安娜当然也在，和瓦西里悄声聊天。她的父亲，那个第五部门分析员，局促地躲在角落里，显然不太擅长和满屋子的军官说话。菲利克在冷餐台旁边站了一会，观察着瓦西里，最后不声不响地摸到门边，没有和任何人道别就穿过走廊回家去了。
　　菲利克等着那根小刺自行消失，但它始终在那里，一听到瓦西里的名字就搅起一阵强烈的焦虑，菲利克不明白是为什么，只好躲着瓦西里。为了不在路上碰到邻居，菲利克拖拖拉拉地呆在体育馆里，漂浮在散发着漂白剂气味的水里，看着高耸的天花板。一连好几天，他梦里都有氯水的气味。
　　父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异常，在晚饭时间漫不经心地挑起话题，问他最近为什么不和瓦西里一起玩了。
　　“我们本来就不那么熟。”菲利克回答。
　　“那就和他熟起来，他就住在对面，而且我敢说瓦西里在总部里会爬得比他爸爸更高，你得抓紧机会。”
　　父亲总是这么称呼克格勃的，“总部”。而且他和菲利克谈论总部的时候从来不用条件句，不是“假如你到总部工作”，而是“等你进总部之后”如何这般。菲利克用叉子拨弄一块咬不动的软骨，不想说话。
　　“储存一批朋友。”父亲接着说，仿佛朋友是黑市商品，“和种树一样的，明白吗？早早埋好一堆种子，等你到总部工作就有用了。我和你的尼古莱叔叔就是在学校里认识的，有点像你和瓦西里。”父亲停下来看了菲利克一眼，菲利克板着脸，决心不让他看出任何情绪，“不管你喜不喜欢瓦西里，都得和他打好关系，永远在反间处留一个朋友，以防万一。”
　　“不是什么东西都和克格勃有关的，爸爸。”
　　“当然有关，除非你不想在这里活下去了。”
　　菲利克当啷一声扔下叉子，站起来，回房间里去。父亲叫了他一声，菲利克没有理会，故意用力摔上门。要是第五总局的人真的在偷听，那就让他们听个够吧。


第5章
　　“我忘了问。”列车员忽然开口，彼得抬起头，像是刚刚从梦中醒来，“您叫什么名字？”
　　水烧开了，水壶呜呜作响，彼得不知道列车员是什么时候把烧水壶放到炉子上的。他挪动了一下，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椅垫很薄，坐久了就能感觉到凹凸不平的木头。办公室里很暖，彼得还没脱大衣，现在觉得太热了，脖子和额头上都渗出了微小的汗珠。他拽了拽衣领，解开了一颗纽扣。
　　他可以说他叫彼得，或者尼古莱，或者伊凡诺夫，或者任何其他斯拉夫姓名。名字很重要，名字也很不重要。彼得并不留恋他用过的任何一个身份，它们就像蜕下的蛇皮，留在岩缝里，不再想起。但今晚彼得无意继续撒谎，反正他刚才已经把瓦西里的名字说出来了。奄奄一息的克格勃已经抓不住东柏林，现在还有本事把触手伸到这里来吗？
　　“我叫菲利克。”彼得说。
　　“天哪。”列车员咧嘴笑起来，嘴角和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这得多巧合啊，我的外孙就叫菲利克斯。才六个月大，我还没有习惯当外公。”
　　“开头是ph还是f？”
　　“F。”
　　“我也是，只是在俄语里读起来有点不一样。”
　　“您是俄罗斯人？”
　　“不是很明显吗？”
　　“不太。您的法语棒极了。”
　　“谢谢。我父亲教我的。”
　　“我敢肯定他是个出色的父亲。”
　　彼得笑了笑。
　　列车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叫马修，我们可以用‘你’来互相称呼吗？”
　　“当然可以。”
　　马修这才想起烧开的水，关掉炉子，用抹布卷住烧水壶把手，把沸水灌进搪瓷茶壶里，热气蒸腾。列车员倒掉杯子里冷掉的茶，重新斟上热的。他折腾了一会饼干盒盖子，又抠又拉，总算把它打开了，拿了一块曲奇，将剩下的推到名叫菲利克的彼得面前。
　　“你不像游客。”
　　“不是游客。我是，”间谍，外交官，骗子，地下情人，叛徒，“苏联驻马赛领事馆的贸易代表。”这不完全是撒谎，许多年前他确实做过贸易代表，用另一个假名。
　　“那你迷路得有点远。“
　　“可不是吗。”
　　外面传来汽笛声，彼得整个人僵硬起来，坐直了，看向窗户。马修摆了摆手，“不用紧张，只是过路的快车，从日内瓦来的。现在才刚过七点，你可能要在这等一晚。”
　　“快车都不停这一站吗？”
　　“除非是旅游季节，不然都不停。”列车员站起来，取下挂在门后钩子上的外套和围巾，“我最好到月台上看看，雪下成这样，有时候车长会决定临时停一下。”
　　一股冷空气趁着马修开门出去的那瞬间溜进来，扫过彼得的脸，带来了冷杉的气味。他恍惚了一会，毫无理由地站起来，又坐回去，终于承认室内确实太热了，脱掉大衣，搭到椅背上，卷起衣袖，遮住那块血迹。控制台上有一份班次表，彼得走过去，出于自己也没有察觉的职业习惯，仔细地用手指比对了班次表和周围杂物的距离和角度，这才拿起来，翻了翻，都是德语，他勉强猜了几个单词，摇摇头，按着刚刚测量的位置，把这叠沾着茶渍的纸放回去。
　　他本来是要学德语的，七年级的时候。因为瓦西里早早就开始上德语课了，菲利克自然而然表达了对着门语言的兴趣。
　　“不行。”父亲嗤之以鼻，“英语可以，法语也还行，德语是个蠢主意。等你以后到‘总部’工作就明白了。”
　　“我只是感兴趣而已。”
　　“这和兴趣没有关系。”奥尔洛夫少校放下报纸，“要是你的履历表上写着‘德语’，他们就会把你丢到柏林，你会不得不和那些爱抱怨的斯塔西混在一起，坐在一个随时会被核弹炸平的热水锅上。所以，不行，菲利克，这件事你得听我的。”
　　“可是瓦西里——”
　　“尼古莱叔叔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在他的部门看来，德语国家就和挤满了肥雉鸡的狩猎场一样，但你不走那条路，儿子，要是你决心要学一门外语，那就法语。”
　　菲利克起码工作了六个月之后才明白父亲还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那就是“这样我铺下的人情网络才能照顾到你”。在克格勃，外语技能就是职业选择，取决于人们对局势的判断，没有人希望被分配到资源匮乏的孟加拉和缅甸办公室，所有人都想挤进负责搜集北美情报的第一总局第一部门，或者负责英联邦国家和北欧的第三部门。要是学生选了一门“正确”的语言，更有可能在这个庞大的机构里扶摇直上，取决于毕业这一年苏联正和哪个国家交恶或者交好了。菲利克完全没有兴趣迎合克格勃的喜好，但学会法语意味着他能看懂父亲锁在书房里的报纸了，所以也乐于从命。
　　对大部分苏联学生而言，教育到九年级就宣告结束，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匆匆逃离学校，到工厂当学徒，给苦苦挣扎的家里带回去一点额外的钱，早早学会酗酒，没到三十五岁就死于肝病。克格勃的孩子们还会继续在中学读一年，之后要不就去国际关系学院，要不就去对外情报学院，也就是所谓的101学校。这个神秘的地方每年只收一两百个学生，还得和来自其它卫星国的年轻人竞争。这还不是最难的地方，最难的是情报学院不接受申请，你只能等它来邀请你，没人知道情报学院的入学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