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172)
陕西陕北与九边：是啊，谁呢？
可以说，虽然明朝晚期的第一波全球化尚且原始粗粝，但却已经完全展示出了国际市场的无上威力。被容纳入国际市场的优势地区赢了又赢，享受着大概是封建时代数千年间最为舒适的生活，时人号称“极乐世界”；可被国际市场摒除在外的弃子，则会遭受经济与生理双重的盘剥，充分体会到原始资本的血腥。
在漫长的隆万盛世中，如陕西陕北及九边等内陆地区无法在贸易中分润，反而是商人惑于重利润，要将本地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出，挤占岌岌可危的储备。而以白银为税收的“一条鞭法”则更加重了困局。内陆天然的缺乏银两，农民为了逃避官员的考比，不得不将粮食以极低的价格售出，真正是剥皮削骨的压榨。
换言之，带明在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好处时，也终于面临了自由市场老生常谈的问题——资本的马太效应实在太强，资源的配置严重扭曲，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时，即使没有什么高妙的经济学知识，仅以一个政府的本能，带明朝廷也该有所举动了。以当时可行的措施看，上策是开拓国外粮食市场缓解粮荒，组织九边失地农民参与全球分工；中策是设法征收豪商重税，尽力补贴内陆；下策——即使是再不得已的下策，也要将陕西及九边的一条鞭法暂停，允许他们以实物缴纳税收吧？
可彼时的万历皇帝在干嘛呢？万历皇帝在持之以恒的摆烂呢。
当然，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市场那无形的手是万能的，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总能够等到市场出清、资源配置重归理性的时候。只不过嘛，当崇祯年间水旱蝗灾接踵而至时，陕西的老农们似乎失去了等待市场恢复理性的耐心，他们果断重拳出击，先将朱明的皇帝陛下给出清了。
自由主义先贤、经济带师朱皇帝竟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哀哉！】
读到此处，李丽质都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
行吧，她算是知道宰相通读这份天书之后，心中是何等的万马奔腾了！
——无怪乎要千里迢迢，特意请河间郡王来转交这一张麻纸！
显然，大唐与大明情况迥异，绝不可相提并论。但正如天书所说，“棍棒打不垮经济规律”，某些规则在历史之后若隐若现，却绝不会特意的照拂大唐。既然双方都不能割舍贸易中惊人的重利，那么双方便都不能逃脱这“市场”的掌握。
如果大明滚滚而入的白银最终引爆的是陕西是九边是整个内陆此起彼伏不可遏制的农民起义，那么大唐呢？
不错，仅以西域的利润，或者还不足以撬动局势。但设若造船与航海技术大为发展，远渡重洋轻而易举，那么由广州等地输入的利润，由东瀛输入的白银，又将会引发何等不可知的变故呢？
公主忍不住伸手揉捏额头。即使被天书熏陶再久，她的思维仍旧有相当的局限。即使亲临商贸一线，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往来买卖多多益善，金银永不餍足；却从未曾料到，如果利润实在太多，波及实在太广，也会生出不可知的变故……
想到此处，她终于低声开口：
“宰相们——宰相们是个什么见解？”
“莫衷一是。”李孝恭叹了口气：“皇帝命政事堂诸位相公与重臣们商议，彼此争执良久也不得要领。部分大臣以为，继而风险如此之大，不如暂停贸易封锁关隘，观望以后再说。”
“荒谬！”李丽质脱口道。
“暂停贸易”？说得轻巧！陇右多少人靠着西域往来通商的重利过活？一旦切断买卖，岂非等于活活逼人作乱？
“宰相们也是这个见解。”李孝恭道：“魏征魏相公更是直接发了话，说朝廷自西域及两广收来的利税，三成都拨入长安太常仓，充作关中百官百吏的俸禄及赏赐。一旦贸易切断利税无以为继，这个缺口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弥补，只能请建议锁国闭关的大臣们自己参详。”
显然，魏相公虽尔与皇帝与房玄龄与长孙无忌颇有争执，但不过是执行道路细枝末节上无谓的争论而已，在开关通商加强贸易上的决心从无动摇。当初将百官俸禄与外贸利税挂钩，便是出自他的建议。所谓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无论再如何强势的重臣，妄想要将满朝上下的薪俸砸个一干二净，那必定也是千夫所指，屁滚尿流。
但宰相的职责可不仅仅是反驳这些封闭保守一脑子浆糊的老臣，他们总得拿出方案才行。
长乐公主默然片刻，再次展开了麻纸。
【总的来说，明朝末年的所谓九边的“大崩溃”、“大审判”，算是带明数百年来所有摆烂躺平不作为的总清算。要知道，直至天启、崇祯年间，带明大部分地域都依旧是“承平久矣”、“闾里宁谧”的太平气象，绝无乱离的征兆。各种意义上，十七世纪中叶的带明都是真的没有亡国的道理，它算是被不作为的朝廷与发癫的皇帝给一起逼死的——而在这一步步逼死的流程中，海外输入的白银居功至伟。
是的，赚钱都能把自己赚死，没见过吧？
自然，这小小的带明震撼也不是白来的。带明能作到这个地步，多半还要仰仗它那稀烂到匪夷所思的财政制度。虽尔贸易傲视群雄，但带明的财政不但在同期的文明世界属于丢人现眼的垫底水平，甚至于一路倒退萎缩，到了连两宋都不如的地步，可谓是雄辩的扇了制度进步论者一个响亮的耳光——我带明的税收制度连两百年前的华夏都不如，你们没见过吧？
这种“不如”是相当离谱的。带宋虽然武德稳居末位，但至少经济上相当上心，号称“历代盘剥之法，本朝皆备”，不但税赋沉重，还广泛以国家力量介入商品的往来贸易之中，实行大规模的“禁榷”、“均输”，朝廷亲自下场搞官卖垄断赚钱；为了灵活调动物资弥补亏空，发明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纸钞制度及人口调查制度，官员每年都要派遣乡役调查“丁账”，朝廷以御史监察弹劾，最大限度的掌握了国土上的人力物力。
而我带明嘛，那是既没有大规模国营垄断的本事，也没有发纸钞敛财的才华，除了偶尔派几个太监下乡搜刮以外，其余则一律躺平；甚而言之，就连最关键的人口和土地也是一概付之茫然——以当时士大夫的话讲，明朝自洪武永乐年以后的人口统计，基本就是地方官吏直接照抄上一年的数字，随便改动几个交上去完事。至于连抄都懒得抄，干脆一拍脑门编造本地人口数据的，那其实也不在少数。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创造了千古未有之奇迹——国家承平繁荣百余年，在册的人口反而一路减少，径直倒退回高皇帝洪武年间；至于以人口为基础征收的人头税（丁银）嘛，居然还不如唐宋时……
懂不懂我带明小政府自由主义的含金量啊？！
不过，带明之所以能这么作，多半也是它的天赋条件实在太好了——人民过于勤奋、过于聪明、贸易的优势过于强大，以至于拖着这种稀烂的财政体制，居然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怎么忧虑过经济问题。带宋要辛苦平衡纸钞币值、要维系铜钱价格的稳定，而带明只需要大手一挥，顺其自然即可。前期时以物易物搞复古主义，后期则干脆直接跃进到白银货币。
按理来讲，这种将货币来源完全依赖于外国的做法是十足十的愚蠢，只要外贸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大明的经济都得喝一壶。但你不能不承认华夏在贸易顺差上的天赋异禀——顶着这种作死的debuff，沿海居然都依靠海贸建立了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推动了晚明惊人的繁荣，生产与消费双双的发展。
不过嘛，在稳定货币刺激之下，华夏人民的激情有那么一点稍稍过头了……以史景迁等人的观点，巨量资本涌入后，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早期的江南激发了一次生产技术的革新（宋应星之《天工开物》，便有这次革新的影响），华夏手工业的效率再一次有了飞跃，在原本就高不可攀的质量与价格双重比较优势上再加了一层增益。贸易竞争力又一次增长——堪称要命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