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林的陌生人

1952-1961 柏林冷战往事
　　一位短暂到访的陌生人，一只麻雀，一堵即将分割世界的墙
　　冷战三部曲第三部
　　标签：年上，欧风，冷战，柏林墙
　　

第一卷 局外人
　　

第一章
　　西柏林警察带他去看尸体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法医正要回家，这个倒霉鬼是在下班前被拦住，拎到现场去做检查的，又累又暴躁，不想多说话。时间是凌晨4点47分，当值的警官非常负责任，再小的疑点都记下来，从不弄丢证据，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多年来都升不上去。可惜他没有记下安德烈看见被害人的时候说了什么，应该是“唉”。面对死去的外勤、折断的铅笔尖、核灾难和过路汽车溅起的脏水，安德烈都会统一评价“唉”。比起灾祸，他更怕麻烦。
　　年轻的死者总共中了两枪，第一枪在后颈，第二枪在脑后，近距离射击，子弹的射出伤口如此大，鼻子以下成了一团掺杂碎骨的血肉，已经难以辨认样貌。染血的衣物都被脱下来了，陈列在一边，口袋里的东西也被警官掏了出来，一一记录在案。粗呢外套左口袋，打了孔的电车票一张，右侧衣袋有些烟丝碎末，一盒火柴；裤袋，左边有钱包，夹着四张钞票，右边空着。尸体的双手都没有饰品，也没有戒指或手表留下的痕迹。鞋是东德工人常穿的那种，深棕色，污渍斑斑，鞋底结了一层泥壳，好像他在淤泥里跋涉过。
　　“是你的人吗？”警察问。他是个从各方面来说都长得很方正的中年人，额头因为出汗而在灯泡下发亮。
　　“是我的人。”安德烈绕到尸体另一边，弯腰审视子弹穿出脖子造成的巨大创口，离得有点近了，警官不由得皱起鼻子。
　　“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安德烈直起腰，碰了碰帽檐，向门口走去。那个柏林警察两步跨过来，抓住他的肩膀：“你去哪里？”
　　“回家喝酒，睡觉。你指望我留在这里主持弥撒吗？”
　　“去你的回家喝酒，我不管你认识上面什么人，有个死人出现在我的辖区里，你不能随便敷衍我。”
　　“我当然能。”安德烈温和地回答，侧过身，让对方的手从肩膀上滑下去，“谢谢你，警官，抱歉占用你的时间。”
　　没人拦住他。安德烈推开门，走下短短几级楼梯，点了支烟。五点钟了，天还是没亮，路灯却熄灭了。教堂的钟声像漆黑的沥青，顺着钟塔淌到街道上。安德烈加快了脚步，像是怕踩到这些缓慢流动的低沉声音。稍早前下过雨，凹凸不平的马路布满水坑。他钻进小巷里，往东走了一段，从另一条散发着下水道气味的小路绕回来，往法国占领区边界走去，过了几分钟，又换了个方向，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借助旁边的商店橱窗观察空荡荡的街道，没有动静。苏联人把这叫作“干洗完毕”，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他已经“黑了”，没人跟踪他。
　　一家面包店亮起了灯，向那点光亮走去，潜入阴影里，推开一扇木门，走上弯曲的楼梯。楼梯间上方亮着一盏积尘的灯泡，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木头做的，只安装了一个锁，普通人家的大门。他摸出钥匙，打开左边的那扇，轻手轻脚溜了进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死去的男孩们“打扫”，熟练并不等同于心里好受。安德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条不紊地检查了小公寓的每个角落，首先取走护照、支票本、信件和收据，再检查床垫下面、衣柜后面和浴室橱柜。这头小山羊生前不爱阅读，整间公寓里就丢着一本沾了咖啡渍的小说，封面盖着图书馆的印章，粘在末页的借阅记录表明，这本书早在七个月前就该归还了。安德烈仔细地翻了一遍书本，确保里面没有任何引人警觉的蛛丝马迹。窗台的盆栽下面压着一张发黄变皱的明信片，没有邮戳，背面涂着些意义不明的数字和赛马术语，那是羊群和伦敦沟通用的密码。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团，塞进大衣口袋里。等苏联人派斯塔西猎狗偷偷摸摸嗅到这里来的时候，除了橱柜里的半盒发霉的饼干，什么有用的东西都不会找到。
　　没人看见他下楼。面包店开了一扇小气窗，飘散出暖乎乎的黄油香味。证件和纸张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并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轻飘飘的，无足轻重，小得足以放进口袋。他到河边去烧掉这一切，用手掌护着火柴，点燃在清晨的寒风里颤抖的薄纸。河流在不远处窃窃私语，拍打开裂的石阶，火焰从下往上卷起，啃噬层层叠叠的纸张，烧尽了姓名和年月之后就衰弱下去，熄灭。他摘下帽子，低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吊唁者。远处传来水鸟扑翅的微弱声音，鸟儿贴着水面滑翔，没入晨雾。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烬扫入斯普雷河，动身去找公共电话。硬币刚好够，安德烈拨了号码，想象着铃声在伦敦的一个沉闷的办公室里响起，一声，两声，夜班情报官连滚带爬地从档案柜后面的小行军床上起来，冲向电话。安德烈对着话筒呼了一口气，斟酌措辞，他会先开一个关于值夜班的玩笑，接着再讲不好听的实话：他失败了。这就是柏林给他的礼物，失败和死亡。
　　——
　　他很少失败。他是三个“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没人说得清楚安德烈的产地和具体品种，每个部门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其中一半是时隔多年后才提出的，特别行动处说他是奥地利人，战前跟着犹太母亲借道西班牙逃过来的；苏联司背后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个法国面包师和一个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面包店的地址，那栋建筑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苏联司的说法，再说，苏联司也不存在了。通讯处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以为他是个专门摆弄窃听器的电工。五处永远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指控。档案室的老警卫坚称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无奇的“詹姆”，其实是个出身臭水沟的伦敦孤儿，但没人把警卫的话当真。他老了，一天里有十八个小时在打瞌睡，而且大轰炸的时候被德国人的高爆弹震聋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户爬进来也不一定听得见，上头纯粹是出于同情才让他留下的。
　　两个解释。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龙，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
　　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坐办公室的”，和“在外面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像一小片茶叶，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
　　“他死了吗？”
　　提问的是美国人，安德烈没有看他，转而审视上司的脸。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四十七岁，鬓角灰白，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间谍”的特征。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1]，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也曾经是个“在外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