鹌鹑(10)

　　“我姐有哮喘，一直在这医院看，开药也很方便，”他把药和病历一同塞进背包，“最近她不怎么吃药，可能是因为吃完了吧。”
　　“你直接问问她不就好了。”
　　“我不想问。”
　　“那我帮你问。”
　　杨剪不说话，似笑非笑地，他拽上李白，出了门诊却没去骑车，而是走去住院楼。都是学生的模样，他们没有引起任何怀疑，直接上楼去了重症病区，肿瘤科，一层都是癌症病人。
　　“你要看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水果。”李白小声地说。
　　“谁说我要看人的。”
　　“那你来干什么？”路过的病房半开着门，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过道里也有护士推着术后还没醒的病人刚刚挤过去，李白下意识往杨剪身边靠近了些。
　　“我喜欢在医院里待着，心情不好就会来走一走。”杨剪的目光扫过在墙角铺了棉被，正在上面缩在一块对着账单按计算器的那对夫妇。他们的眼睛都红红的。
　　李白恍然大悟：“我知道这个，这就是所谓的‘怪癖’，说不清原因的喜欢，有怪癖的人都是很特别的。”
　　“是吗？”杨剪认真道，“但说不出原因我就不会喜欢。看看别人的生离死别，我会觉得自己那点破事也不算什么，甚至会突然觉得开心，比如现在。这就是原因。”
　　“可是我看到他们哭天抢地会觉得更不好受。”李白靠得更近，声音也更小了，他不想让这群人注意到自己，他想在这片浓厚绝望中趋于隐形，“就是书上说的那种‘死亡的气息’，会缠上我！”
　　“怕什么，”杨剪好像确实心情变好了，手指插进围巾，捏了捏他的后颈，“你这么小，不用想死的事。”
　　“你就老吗？”
　　“所以我也没想啊。”
　　两人已经走到这条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大窗子，阳光筛过杨树的枯枝大把地漏进来，而身后又传来哭声，是一个老妇人头撞上墙，又倒在地上朝病房下跪。
　　直到过了一周，把年过完，再往这天回味，李白仍然无法理解杨剪的这个爱好。看着他人的惨痛，他只会想起自己的生活同样很糟。
　　不过这段借住的日子里，他和杨剪的相处还是十分顺利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杨剪真的带他去了海淀公园，和医院也就隔了两条街。公园里面和大路一样，都是空荡荡的，他们在冰面上走了走，冻得不厚，因此走得很小心，杨剪告诉他，六十年代没饭吃的时候这湖里都种了水稻，语气真实得就像亲身经历过。他们还在公园门口买了糖葫芦和泡泡机，李白恨不得一上午就把大一瓶肥皂水吹完，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停，看着一个个圆在空中连着串飘，脆弱的、斑斓的，他幻想它们即刻被冻住，就能在冬天永远保存。他觉得这是真正的开心了，杨剪却用他的糖葫芦把他的泡泡挨个戳破，笑眯眯看他大叫，好像其乐无穷。
　　最后李白还是把那串糖葫芦吃光了，山楂很酸，糖扎嘴，好像也没有肥皂水的苦味。
　　那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高杰已经离开，杨遇秋似乎心情不太好，杨剪把药放在餐桌上不肯当面给她，她偏偏也不肯自己拿，最后还是李白敲了她的门，把药交到她手中。现在这样莫名其妙的冷战，以及前些天的玩笑和其乐融融，李白搞不懂哪个才是这对姐弟的常态。偶尔当他一个人待着，会听到几堵墙外的争吵，杨遇秋的声音太尖太利了，让人辨认不清，但杨剪发音明朗，说的总是“关你屁事”或是“管好你自己吧”。
　　放假时间越久，此类争吵就越频繁，逐渐演化为一天多场。年初七，李白准备再住两天就出去找工作了，忍不住想去劝一次架，刚到厨房跟前，他就听到“啪”的一声。
　　走进去，只见杨剪左脸的红印，以及杨遇秋僵在半空的手，以及深呼吸后突然落下的泪水。
　　“对不起，抱歉，不好意思，我错了，”杨剪好像烦透了，举起双手，擦着李白的肩膀离开厨房，也不看他一眼，“我不懂事。”
　　住回出租屋的那天，李白多了一堆杨遇秋给他塞的米面油和零碎日用品，是杨剪送的他。
　　杨剪和他一起坐公车，又和他一起在还没来得及铺沥青的石子路上慢慢地走，直接把他送到了屋里。
　　然后在屋里喝了杯茶，吃了半个苹果，又待了一会儿。
　　并排坐在床沿，李白拿着另外半边苹果，静静看着身边人。玻璃顶棚透进很亮的光，照在那人的鬓角和眼睫上，他忽然冷不防开口：“我一直想说，你有点少白头。”
　　“我知道。”
　　“我给你染吧。”李白起身，把氧化出红棕色的苹果放到杨剪手里，“你帮我吃了。”
　　杨剪显然没当回事，而李白真的从自己的行李中找出染发用的膏剂、刷子、垫布，并且颇为自得地解释，都是从南京带来的，自己就是很会塞行李。他把屋里唯一那把靠背椅放到屋中央的那块阳光中，让杨剪坐上去，给他围上毛巾和垫布，小碗里的染发膏已经调好。
　　“那就交给李师傅了。”
　　“保证自然，不是死黑。”李白撸起袖子笑。
　　那椅子腿儿做得很高，杨剪的个子同样不矮，染到下面，李白都不用太弯腰，而他讲出的话也像是直接贴在耳边，钻进杨剪的耳朵。
　　“回去别老吵架了，”他说，“等没我这个外人在，我真担心你们会打起来。”
　　“不会。马上我就开始打工，等开学我就走了。”杨剪张开五指，看着地上分明的影子。
　　“通过不见面避免矛盾？你在姐姐面前就像个叛逆小孩儿。”
　　杨剪似乎没什么想说的。
　　“有时候就会让她哭了。”李白又道。
　　“随便吧。”
　　李白抿了抿嘴，就这么被杨剪堵回去，但他还是决定把憋不住的那些说完。把一块染发膏在杨剪不听话的发顶涂匀，硬硬的发梢刺着他的指肚，李白说：“我就想说，你在我面前也可以像个小孩儿。我不会哭的。”
　　杨剪哈哈大笑起来。
　　李白技术确实不错，又也许是染发膏质量好，效果很自然，不死黑，就算是在破出租屋里，用自己调的热水冲洗。杨剪和他说了谢谢，也说有空可以去找他，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去，李白则给了他一把钥匙，就是这间出租屋的。
　　他还坚持着原本的意思，在打工的地方，在学校，在家里，杨剪很累的时候，就可以到他这个小角落待一待，叛逆也好，幼稚也罢，都随便。如果他不在，杨剪也可以自己进来，在他的床上休息，看看那块漂亮的玻璃。为此李白还买了好几床褥子把床铺得很软，但要是扪心自问，究竟有多少期待，只能说是一点点。
　　如果杨剪不来也行。
　　反正期待落空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这次却有些不同。早春四月，李白终于接到了散活，是个理发店老板不堪他骚扰也觉得他可怜，帮他介绍给一个文工团，做临时的造型助手，每天中午就开始给人做头发化妆，等晚上演出完了还要负责收拾服饰道具，头顶上的造型师都有军装穿，也很会使唤人，李白总是乖乖地叫她们“首长”，而且每场演出都在不同的军区大院跑，李白回到家时往往已经到了半夜。
　　往这边的车子早没了，他只能找找方向相近的路线坐到最后，剩下的路自己走。
　　那天他还是如旧，从一个路灯跑到下一个路灯下，想快点经过中间那段黑，整整一路都在盘算结了工钱买辆旧自行车，越便宜越好，坏的也没问题，他拜托杨剪帮自己修。
　　浑身酸痛地插上钥匙，他发现门没锁，一推门，他看见杨剪躺在床上，抱着被子没盖，衣服也没脱，身体缩着，像个虾米。
　　鼻梁上贴了创可贴，看起来好委屈。
　　李白脱下外套，钻到单人床内侧躺下，想象自己是海草，抱住了熟睡的虾米。
　　从此之后，杨剪也经常会这样突然出现，好像真的把他的小屋当成了栖息的岩缝。


第9章 闪闪发亮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复兴路翠微百货。
　　一条街外的东方美发。
　　早上十点出头，才开门十分钟，李白把拖布插进水桶，在门口的立式空调上狠狠拍了拍，尝试把它打开。这次比较顺利，他在电子屏上按了两下就听到“滴”的一声，猛地一股风吹出，混着吹不完的灰尘味儿，李白就迎着它一边咳嗽，一边把温度调到二十六。
　　“开低点嘛，”阿钟在后面拍他后背，“五月份就热得要死。”
　　“要开你自己开，我可不想被炒。”李白别过身子，又开始拖地，阿钟笑笑就走了，抱着好大一盆毛巾走到店门外摆着的两排折叠衣架跟前。
　　毛巾有蓝有紫，晾在一起显得灰蒙蒙的，但阳光很好，人行道边的榆树被照得叶片闪亮，簌簌地抖，已经有蝉在叫了。
　　李白也觉得热。天气预报最高气温到了三十度，他擦地已经擦出了汗，但七月份前空调温度不能低于二十六，他也没有胆子违反，这是林传玉的规矩。
　　林传玉在一般情况下叫做Ben，混熟了可以叫Benny，是这家分店的总监，年龄是个谜，大约在三十到四十之间不定，染了一头偏橘的金红，喜欢梳三七分，还喜欢穿花西装，被不少客人说过不像正派人物，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时尚，为人很傲，据说是在英国进修过，所以叫了个最有英国味儿的名字。
　　当然，最后这半句是李白自己补充的。在他的那些诸如《新概念英语1》的外文教材中，Ben这个名字出镜率很高，伦敦还有个大本钟，Ben就像是英国人的小军小明，因此李白合理地怀疑，老板给自己取这么一个名字是为了佐证什么。
　　李白对老板颇有忌惮。Ben是个挑剔的人，换句话说，也是抠门。上一个负责管空调的同事早就离职了，是去年夏天的事，李白当时还是学徒，动不了剪子只能干杂活儿，他亲眼看见那人被骂得狗血淋头，紧接着就被开了，多用几块钱电费，最后半个月工资也没给。
　　原因只是Ben来店里查岗，发现空调上显示的数字是24。
　　之后，便是李白接过管理空调的伟大任务。那天他跟着杨剪出去吃牛蛙，杨剪喝燕京，他喝北冰洋，最后倒是他喝醉了，六月底的夜晚又热又燥，街边灯光缭乱，他的T恤汗透了，他红着眼睛骂老板是个大傻·逼，杨剪顺着他说，对，就是傻·逼，给他碗里挖了一大勺米饭，他就把筷子插进饭里，双手合十紧闭双眼，立誓守住自己的工资和饭碗。
　　“这么热谁还来咱们店里嘛，”灯灯又在沙发上抱怨，他和李白是同批学徒，福建人，说话很像台湾偶像剧，他们都是去年年初被招进来，年龄也相仿，当时已经过了十六，不会再被当成童工，“进来洗个头都出一身汗，看看隔壁顺子、鑫美、朝田国际，哪个生意不比我们好，老板到底怎么想的，再这样下去我们要饿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