鹌鹑(64)
这不是他第一次深入这片山脚,来到青岗中学,却是他第一次走入校门,踏上这片操场。金沙江奔流在身后,脚下跨过的好像是时与空的混合体,他在四个老师和许多学生之中听到那个声音。
越来越近了。
学生进去之后,第二间教室的门就被从里面推了推,微微掩上。杨剪在说:“想想船在水里为什么不会沉底,在空气中,就飘不起来。”
因为密度不同。
空气和水,密度不同。
李白差点脱口而出。
是在讲浮力吗?杨剪曾经拿着给家教课自编的材料,跟他严肃地探讨过这件事,似乎也只有他会问出“我们是不是待在世界底部,有地托着,就像船有水托着,才没有继续往地心下沉”这样奇怪的问题。
杨剪没有否认他的结论,只是列出一条简单的公式,说明区别不在于人和船,而在于空气和水。人躺在水中也不会沉下去的,因为人也占有了体积,水不是在托举,而是在拒绝更多的侵占。相比空气就要包容很多,它们的拒绝也不是没有,但是太轻了,人这种又小又沉的东西感觉不到。以前在夜校总也搞不清的,被他讲得很明白,李白听得也很明白,一直记到现在。
原来只是初中内容,最基础的东西。
可是杨剪当时认真的神情跟在家练习论文答辩时并无二致。
无论怎么说,当初祝炎棠的腰的确断得太是时候了。
李白第十二次这样想道。
你怎么会和我混得这么熟?你以后可是要做一线明星的人。
大概是在除夕夜,一个人放下好不容易丰盛一次的员工餐,另一个人也应付完醉醺醺的导演跟前辈出来透气,恰巧碰上,就一同望向茂盛的星空,那时李白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祝炎棠的回答出人意料,大概如此:因为你长得很好看,大多数长相一般的人在好看的人面前会变得敏感多疑,认为对方对自己不友好,这都是因为自卑。所以我喜欢和好看的人交朋友。
李白想,哇,太自恋了吧。
虽然这说得也有点道理。
祝炎棠见他若有所思,居然把烟头摁灭在自己的江诗丹顿表盘上,开始笑嘻嘻地问他是不是想进军娱乐圈了。
李白用自己已经二十五岁来不及了搪塞过去,心里却天马行空地想,那位谢老板一定也是十分好看的人。他总觉得祝炎棠对那人抱有某种特殊的情感,也不用说得那么腼腆,就是所谓情爱——祝炎棠把iPad壁纸都设置成了跟老板的聊天记录,备注是“明夷哥”,那人教他好好工作,多提问多学习,害怕就给他打电话,会话时间是开机之前,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个凌晨。
祝炎棠回复小熊抱桃心的表情,连续三个,最后说:您一定要来看我哦。
这截图连锁屏壁纸都用上了,完全没有避嫌的意思。
然而,至少,在李白观察得到的时间范围内,祝炎棠从没给任何人打过任何一个电话。
那位谢老板也没在片场出现过一次,只是给他派了不少临时经纪人跟助理,一波接一波,带着他喜欢的名牌、保养品、火锅底料,来到这高原。
祝炎棠把那些红彤彤的油块全都扔了,他说这边油的沸点太低,火锅烫出来不好吃。
他把所有助理都骂了一顿,然后把护肤品之外的东西全都分给了他们,当然,没有一个人敢要,拿了一会儿就汇总起来送回了祝炎棠的帐篷。
祝炎棠就随手堆在地上。
李白凭空生出种归属感,他想,同是天涯沦落人。虽然一个活得像贵族一个活得像狗,但都失眠,都爱抽烟,都被周围人觉得怪异且讨厌,难过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咬青,也都有一个想见却见不到的家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命门。人的快乐或许和贫富有关,但痛苦这件事,确实公平公正。高原条件艰苦,为了健康着想,剧组总是拍三天休一天,这就多出来许多闲聊的空档,正巧祝炎棠也越来越喜欢和他待在一块耗时间,偶尔他就会忍不住说起杨剪的事。
说他找了两年,阴差阳错得到点消息就当成宝贝,结果还不准,害他在开工前火急火燎找到会理,敲遍每一所教育局挂了名的中学,人家又让他找去昭觉,去了昭觉,又是同样的一番折腾,人家叫他到雷波找找看。一个副校长言之凿凿,说确实有那么一人来自己这儿报过到,但由于雷波更缺师资,没多久就被调到隔壁县去了。具体是哪一个学校,他也不是很清楚。
雷波县内统共七所中学,李白花了一天坐大巴来到雷波,花三天找过四所,要找到第五所时他发现时间来不及了,自己必须即刻出发,去那曲找剧组签到。
说到这里他就闭了嘴,杨剪,想一想这两个字,是难过的,但也是开心的——那种想到就忍不住翘嘴角的感觉,太久没有,李白都快忘了。
祝炎棠认真听了,却没什么波动,只是问李白,当初你怎么舍得离开他?
目光狡黠。
李白顶回去,那你呢?你不也是不得不离开你的老板?
祝炎棠却一脸寂寞,我们不一样啊,他说,谁和谁都是不一样的。
年后不久,一次寻常的拍摄任务,仅仅是要给男主角把自己吊在悬崖上举着土枪崩偷猎者的场景补几个镜头,意想不到的事故却发生了。祝炎棠的威亚不稳,再加上风吹得急,他在半空中撞上岩石尖角,也正是这么一个寸劲儿,他那把裹在棉服里显不出细的腰,硬生生地撞折了骨头。
处在外圈围观,李白在担架经过的那几秒钟也看不清什么,只记得祝炎棠不哭不闹,趴在那儿不断道歉,说是自己不小心,肯定要耽误进度了,很真诚,好像那是他唯一还在思考的。大雪封了公路,祝炎棠一动不动地等了好久也没法出去打钢钉接骨,全剧组都在忙这件事,却也只能让组里的医疗队先给他简单处理,随时看护。
大约等了一天半,一组共三架救援直升机出现在片场上空,打头的那一架还跳下一人,连皮鞋都没换,防风服的拉链口还卡了领带,黑着脸往营地深处祝炎棠的帐篷走,一群人迎上去,给他带路,都叫他“谢老板”。
很年轻,也很有当老板的样子,但没那么好看。
李白想,祝炎棠有救了。
又想,自己大概要赋闲一段时间。不过也不一定,祝炎棠的戏份暂停,还可以抓紧时间拍别人的镜头,自己要是成天没事干只会吃盒饭,八成也要过去帮忙。
谁知道他抱起双臂缩着脖子,刚准备往自己帐篷走就被人拉住,是祝炎棠的助理之一,那人叫他一块上直升机。
“祝先生说你放假了,”那人照着手机,稍显尴尬地念道,“可以去找你想见的人了。”
李白被直升机送到火车站,一路高反吐得稀里哗啦,十分新奇的经历。之后又回归普通,买了最近的慢车票,等了两天,来到攀枝花。去雷波他坐的是旅游大巴,那时正是阳春三月时,北京的春风呼吸起来应该像干燥的绒毛,巴山楚水这一路的积云和阴雨却能渗到肉里,直把人骨头冻成脆的,再用山路颠碎。在县城他考虑再三,比起上次赶时间包车然后一路都在担惊受怕,总觉得司机要趁语言不通把自己拐走卖器官,这次他最终选择慢悠悠地等待往返于各个乡镇之间的大巴。
的确够慢,三天过后,李白才找完第五和第六所中学,备忘本折角的那页只剩下一个方框还没画勾。
还真是这么不凑巧,要让他找到最后?
但如果杨剪真的在那里——第七所,青岗中学——再要他绕上一个月的远,李白也愿意。
唐僧那种有慧根有帮手的取经也得八十一难,他这才多少啊。
好在老天这回比较讲究诚信,当李白站在那扇简陋的校门口,他还未进去,就看到了“想见的人”。
杨剪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有点长了,被风吹得翘起来,正跟一群孩子一起踢一只小小的皮球。刚下过雨,球在土地上越滚越脏,孩子们男孩女孩都有,却是推推搡搡,不亦乐乎。踢了没一会儿又改打篮球,还是原先的那个皮球,已经旧得弹性不佳,小孩拍起来得用很大力气,杨剪让着他们,抱起瘦小的让他们玩扣篮,手和他们的一样,被染得黑黑的,白衬衫也被拍上很多孩子们的泥手印。
原先的竞技变成游戏,却好像更吸引人了一点。四周的校舍都静悄悄的,只有操场那一小块热闹,好像其他孩子也全都聚在这儿,围成一个大圈,欢呼,起哄,没来由地蹦蹦跳跳,孩子们就是这样,还有几个一同围观的大人,都笑眯眯的,大概都是老师,有一个穿夹克衫的驼背老头,一个盘着灰白头发带袖套的老妇,还有一个扎马尾穿毛衣裙的年轻女人。
杨剪也在笑,很开怀,个子高高的,还比以前更瘦了一点,在那一堆人中间,哪怕隔着人墙,李白也能清楚地把他框在眼里。
三年,四个月,五天,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超过了一千二百个日子……每一天不是过去了,而是化成无事可记的白纸,叠在李白肩上,泡上胶水层层紧贴,早已密不透风。此时它们却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李白抖抖肩膀就再也不剩。
这三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等待,寻找,找不到时的烟灰和眼泪,好像都没存在过,没造成任何意义,也不必再提了。李白的眼睛只能看见杨剪了。
然而看了一会儿,李白就转身走了,那些欢笑在身后远去,好像没过多久,运动会就真的停了下来。他的手插在裤兜里,隔着牛仔料把大腿掐出了肿包,火辣辣地疼,却没办法提起自己的肌肉,再返回去,迈进校园半步。
仍有诅咒挡他。仍有名为“再也不见”的谶言。仍有那条不知是厌恶还是思念的河,不,那是一条江一片海吧!随时要淹没他,从漫过脚背开始。他还是无法望着杨剪并保持平静。
但他至少可以遵守自己的承诺,在来不及之前离开。
大巴要到晚八点才有一班,只是等待的那段时间比较难熬罢了。李白蹲在车站角落,脚下踩着湿泥,伞缘滴着雨水,行李只有小小一包,他变成一只蘑菇。阴暗潮湿才适合他,不敢站出去,他怕杨剪会找来,但事实上是没有,雨越下越大,连等车的都只有他一个,这似乎让他感觉好了不少。
杨剪还活着,好像还很快乐,终于被他找到了,他也如愿以偿地看了几眼。好多眼。没有造成任何尴尬与不愉快。
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
李白坐车去了成都,在最大的商场里购物,攒了五个箱子。在收到通知回往剧组前,他把它们一并寄了出去。先前在青岗中学门口看到了义务教育宣传单,红字标语写着“今天辍学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困难户”,单子左下角有联系电话,抬头是“杨老师”,李白没有拍,而是把那张纸直接撕了下来。